李守柱

保宜公路横贯、蜿蜒在我家门前。打记事时起，公路上就行驶着南来北往的汽车，那时不比现在，车很少，很稀罕，偶尔看见一辆“北京”吉普，或者“伏尔加”轿车，那可了不得，都要驻足、翘首、远望，一直到消失在保宜公路的尽头。班车更少，最先的班车是解放牌卡车，上面绷有篷布棚子，车厢后面挂有梯子，旅客需要帮助，攀爬梯子上下。四方台学校附近有站，叫盘龙，因上下的旅客多，人们习惯把这里当站，而几公里之外的盘龙则鲜有问津，我们上学时都能好奇的围观。记得有一次宜昌葛洲坝的一辆大卡车，开到学校操场，教室里响起一片“啧啧”之声，所有的目光都齐刷刷的投向这庞然大物，我们隔着窗子，引颈张望，羡慕不已。老师干脆下了课，一时间里三层外三层将大卡车团团围住，指指点点，议论纷纷。有个叫李爱明的杨家湾同学，他父亲是卡车司机，见多识广，他说这叫“十轮卡”，我们大家一数，果然是十个大车轮。卡车开走了，我们还追着在保宜公路上跑了很远很远。后来换成大客，前面是齐头的，白顶红身，远远的都能看见。车多了，班次也多了，近的到马良，到店垭，远的到宜昌，到神农架……据后来我们一位叫刘传明的同学说，他曾在红岩寺工作过，最无聊的时候就数班车，从保北发往保南的班车有十八班次，由保南开往保北的是十九班次，早晨五点到下午四点，川流不息。

“为什么会多一个班次？”

“有一班保康开往马桥的，去时从东流水走，返程则绕道歇马。”

从小学四年级开始，一直到初中毕业，在四方台学校读了五年书，但我没有坐过汽车。

初中毕业后，要到歇马街读高中，离家有二十五里地，学校一个月放一次假，一次放四天，星期六上半天课，放半天假，我们周六中午离校，夜里三四点钟被叫醒，睡眼惺忪的背着一周的粮食，两三瓶菜，怀揣父母给的零用钱，上路了。我从小跟爷爷睡觉，一般都是爷爷叫醒我，爷爷年轻时经常上工程，也要带米带菜，家里有一个“漆桶子”，木质的，上过漆，黑乎乎的，能装几大碗菜。我带过一次，同学们都笑话，漆桶斑驳、古朴，像个出土文物，确实有些别扭，还是用大口的玻璃瓶装好些。爷爷常常送我过河，到保宜公路后，再走一程，才把米袋和菜包挂到我肩上。

“快点走吧，路上别玩，鸡叫两遍了，今早起得晚，怕是要迟到了。”爷爷点燃旱烟袋，招着手，目送我走过龙潭沟。

过了龙潭沟就是土地岭，过了石板河就是沙岭寨。那里要离开公路，绕着大渠走一段小路，比从公路走要近好几里。然后，过铺子河，过良种场，过扁担湾，过烟袋岭，就进了歇马街。扁担湾路边有一口水井，冬天水是温的，夏天则是冰凉冰凉的，我们常常趴在井沿，一口气喝个痛快。二中是保康南边不错的学校，马桥、马良、两裕和店垭的学生，都在这里上学，学校每月放一次假，也是为了照顾这些远处的学生。我家并不宽裕，下面还有三个弟弟，两个还在读书，一个已经辍学，走路是很废鞋的，我们农村的孩子，一年四季都是穿“解放”牌球鞋，回家和上学都是穿旧鞋，上面有奶奶打的补丁，到了学校上课才换上新的球鞋。那时的球鞋质量很好，一双鞋穿一个学期甚至一年是常有的事，整个高一年级和这之前，我都没有穿过皮鞋，都是球鞋、凉鞋和母亲做的布鞋，直到高二时，同村同班的黄佳印同学，约我到横岭砍了一天柴，卖了十几元，才买了一双皮鞋。抚摸崭新的皮鞋，兴奋得睡不着，半夜起来摸一摸，比一比，试一试，谁知乐极生悲，皮鞋很硬，左右两边脚后跟和脚趾，都磨破了皮，血流不止。爷爷说，咱家穷，穷人穷命，穿不得皮鞋。那双皮鞋就随手扔在老屋的阁楼上，好多年以后，弟弟在老屋翻盖房子，我回家帮忙，还看见那双皮鞋，拿起、放下、又拿起。鞋子满是灰尘，两头翘起，变形的不成样子，当初买鞋的兴奋还记忆犹新，如今却是敝帚自珍，不忍割舍，“它的确没有什么价值了”，终于还是扔了。

歇马到盘龙的车票是两角钱，学校食堂的菜金是五分钱，我们自己带菜，很少也舍不得花五分钱买一勺菜，自然也舍不得花两角钱坐车。我到车站看过多次，但都没有坐过车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四月一日